但是事情一拖再拖，开始觉得是1999年，后来觉得是2000年，而有很多事情我又无法向公众披露，也不能到处去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段时间我的情绪有很大波动。可以理解，当你一件事情快成功，但是有可能出现重大转折、曲折的时候，心情是很着急的。
欧盟大使跟我谈话后，我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我本来答应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作报告。但是我血压一下子很高，于是向同学们表示道歉。我说我今天不能够作报告了，我就讲起前一天的事情，我那次流泪了。这是出于心理压力的一种发泄。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比如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最关键时刻流过泪。1994年年底的那一次冲刺，我和很多同事作出了最大努力，希望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之前成为创始成员。当时我的心情是，既然中国当年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也应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而且，我坐在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的位置上太久了。当时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开会，我还不愿意去开会，我就不愿意坐到观察员的角落里，我就不愿意享受这样一种“待遇”。世界贸易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所有的成员都讲完话后，你才有资格讲话。这是一个大国代表很难忍受的耻辱。
1994年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突破的。但是，因为国内一些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和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认识不够，扯皮拖了后腿。比如说，那次谈判开始时，形势很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跟我们说，坚决支持中国，但是希望中国解决一下羊毛的进口配额问题。当时上面给我的授权是每年进口万吨羊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的是18万吨。他们说，如果中国同意这个18万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力支持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西方国家，如果西方国家谈判的营垒出现了分裂，那么中国复关的机会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他这个18万吨，但是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的时候，他们堵死了任何可能性。我只好按万吨这个数字谈，最后拒绝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于是那次谈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站在美国方面与我们进行了非常强硬的谈判。使我感到沮丧的是，1994年我们实际进口了31万吨羊毛，远远超过18万吨的要求。当时管理很松散，“一般贸易进口”、“加工贸易进口”以及其他贸易形式的进口不一而足，而管理则是分兵把口，各管其事，连全国每年进口多少羊毛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所以拿出了一个奇怪的万吨配额，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知道自己每年出口了多少，明明知道当时中国平均每年是进口22万吨，要18万吨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到我们当时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我们的进口管理体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改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1994年冲刺没有冲出去，应该说很大的问题在于内部协调和管理体制。所以我感到的是失望，而失望的人特别是我这种人是不会哭的。
然后就是1999年，我看到报纸上说，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我哭了。错了，我激动的时候是不会哭的，有什么好哭的！最后达成协议时，我当时脑子里面想到的，不是达成协议这个事情，而是一直在想，哪个问题要再那么谈一点就好了。我有很多的遗憾，我那天并没有出席签字仪式，我一直在想着那些谈判的条款。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胜利的喜悦，更没有哭。你们看电视可以看见，我那天甚至没有笑过，因为我当时还在想谈判细节，哪一点我更好地把握一下就更好了。我是个责任心很强、追求完美的人。
有些人说，这次到了9月最后全面结束谈判的时候，我也哭了。又错了，我当时也是一点笑容也没有。只是外国人在给我敬酒的时候，出于礼貌我笑了。我感到如释重负，总算了结了。我没有什么激动心情，更谈不上什么哭。有时候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标题“龙永图别流泪”，我流什么泪？但是，也不能说我是没有感情的人，我是很有感情的。有时候看一个普通电视剧的时候，我会流泪。但是到了重大时刻，我不流泪。可能是因为在重大的时刻，想得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东西。
记者：我们最近采访了入世前后的法律修订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评论？
龙永图：中国外经贸法律体系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透明度的问题。过去有很多所谓内部的文件，现在得把过去大量的内部文件着手整理，要么废止，要么公开，或者就是经过修改以后公开。这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所作承诺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过去缺少的许多法律法规现在需要着手制定了，比如说反倾销法、反补贴法，还有关于保障条款的法律，我们只有建立这样一些国内法律，才能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不是自动适用于某一个成员，这个成员必须把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条款转化成自己的“国内法”，然后每个成员按照自己的“国内法”来实施。
记者：你如何评价刚刚在上海结束的APEC会议？这次会议对即将在多哈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会有积极影响吗？
龙永图：这次APEC会议是在世界经济出现困难、世界贸易组织也处在困难情况下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的谈判能不能够进行，不仅仅是新经济现象出现以后应该制定一些新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恢复大家对世界贸易组织信任的问题。因为1999年西雅图会议失败，确实对多边贸易体制有很大冲击，怎样来挽救世界贸易组织江河日下的态势？此外，全球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是对全球贸易体制的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好区域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此次上海APEC会议确实对发起新一轮谈判作出了很明确表态，从政治上推动了新一轮谈判的进行，我认为新一轮谈判的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APEC会议作了很大的贡献。
舒立对话（第二辑 中国是世界的什么） “入世”谈判是这样完成的——专访外经贸部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