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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世界的黑手》 第二部分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新千年蓝图(3)
    2002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官方新闻稿说,会议将讨论恐怖主义、贸易、后危机时代的重建、中东、国民自由、美国外交政策、“极右”、世界经济和公司管理问题。

    2003年5月中旬,俱乐部会议在法国凡尔赛特里亚农宫酒店举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致欢迎辞。按照惯例,酒店不向公众开放,所有非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与会人员的客人都必须结账离开。酒店工作人员也被临时遣散。留下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严守有关会议的秘密,否则将被辞退。保安人员聚集在了酒店四周。

    根据《亚洲时报》记者佩佩·埃斯科巴的报道,由于以中东为中心的全球新危机已取代了冷战危机,因此美国与欧洲与会者之间惯常的亲密关系受到了威胁。埃斯科巴援引“一个与凡尔赛有关的伦敦银行”的消息写道,美国和欧洲“并未能完全在美国侵占伊拉克问题及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对巴勒斯坦的强硬派路线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文章继续写道:“美国的帝国历险通常会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里进行操练。自2002年弗吉尼亚尚蒂伊彼尔德伯格会议以来,欧洲精英们便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根据那些了解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人士的说法,欧洲精英们怀疑,美国不需要甚至不希望伊拉克拥有一个稳定合法的政府。如果是这样,美国没有理由留在伊拉克。欧洲精英们发现,美国长期驻兵,从而将石油大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同时,俱乐部还努力就欧盟军队完全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一些欧洲人建议建立一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下的单独的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一支单独的欧洲军队将取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不限于欧洲的防御而走得更远,不管是否通过联合国安理会。

    有彼尔德伯格观察家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终将会转变成为一支联合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会以一种瞒过美国人的方式,因为美国人对联合国心存芥蒂。在此,必须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认为,美国公众早已“喜欢上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多数美国人对联合国却持不信任和蔑视态度。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人可允许外国司令指挥美国军队。实际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成为联合国的执行部队,从而在本质上成为世界政府的警察机构。这也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最终目的。

    尽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创立的初衷是借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使西欧免于苏联的进攻,但冷战结束之后,它在科索沃战争中却扮演了干预的角色。哈维尔·索拉纳在《外交》杂志上写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在大西洋联盟历史上开了先例。一个防御性的联盟为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而发起了军事战争,这是第一次;主权国家联盟不是为了争疆夺土,而是为了保护联盟建立的价值,这也是第一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逐渐将触角伸出了欧洲,向阿富汗派驻5200名军人协助巴基斯坦政府“行使其权力并在全国形成控制力,为稳定和重建创造条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亚普·德霍普·斯海费说:“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执行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对维护国际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份刊物指出,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阿富汗在经历几十年的战乱与贫穷之后创造令他们满意的条件,成立政府以及实现和平与安全自治”。有人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些贡献称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来使命的合法性测试”。

    美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维多利亚·努兰德称:“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阿富汗的问题,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

    美国专栏作家约翰·F·麦克马纳斯写道:“阿富汗与北大西洋地区相隔万里之遥,而美国及其他盟国在阿富汗的军队却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名义行动。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附属于联合国,因此这一权力的移交也将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转移到了联合国的指挥之下。”

    2005年2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说:“在冷战之后的世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多国部队能够并且应当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再次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联合国的一支军事力量。

    1993年12月,《洛杉矶时报》提出疑问:“美国应当按照联合国的要求使用武力,还是应当抛开联合国,基于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使用武力?”59%的人认为,美国应当仅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武力,31%的人认为美国可以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使用武力。1992年12月,《新闻周刊》的一份民意测验表明,87%的人认为“美国仅应当在统一的联合国军事行动中动用自己的武力”。

    据说,1992年5月21日,在法国的依云小镇,亨利·基辛格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说:“今天,如果联合国军队进入洛杉矶维持秩序,那么美国人一定会出离愤怒,但明天他们就会感激涕零。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生存受到了外界的威胁,那么我们就会经历这样一个从愤怒到感激的过程。人们所担心的是未知因素。只要世界政府能够保证我们的生计,个人的权利可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