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加拉瓜政府禁止监管机构对违反劳工法律的雇主处以罚款。在中美洲的不少加工组装区，工厂规定工人必须完成十分繁重的生产目标。正如内奥米?克莱恩在《NoLogo》一书中所写的，为了挣得最基本的工资，工人被迫超负荷工作。为了完成生产目标，工人往往连饭也顾不上吃，也没时间上厕所。在哥伦比亚，“加班时间”已被重新定义得更有“弹性”—“从晚上10点开始计算”。
印度尼西亚也有“弹性劳工政策”。该国也有成千上万的全职工人，大部分是女性，而这个群体正遭到解雇，取而代之的是工资更低、劳动合同期限更短的工人。为了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贷款条件的规定，这个国家燃油价格上涨了30%。实际上，印度尼西亚的法定最低工资显然已经很低了—工资太低，工人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如食品和住房。
即使在英国，本国工人的情形也十分艰难。其中高达90%的员工都是女性，而且，至少有一半工人来自少数民族。乐施会的报告指出：“他们的权利往往被践踏，拿不到国家法定的最低工资，不能享受假期，也拿不到加班工资。”
在洪都拉斯的科尔特斯港，里卡多?马杜罗总统领导的政府制定了能带来工作岗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但这个计划根本谈不上公平。长期工人非但不能享受到像样的养老金计划，而且在大约5年之后，因为体力不济和职业病开始影响其生产效率时，他们还可能被解雇。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读到的，这些工人的确也有一些支持者，而且是一些知名的工人利益捍卫者，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就是在美国出生的拉尔夫?纳德——一位积极维权的自由派人士。他曾两次被指责为*党人总统选举失败的元凶—一次是阿尔?戈尔的失败，一次是约翰?克里的败北。他维权的典型风格可以从以下信件中反映出来，这是他支持2004年2月南加州的南地超市工人*事件时写的一封信：
南加州成千上万的百货工人，他们代表着所有工人的利益，他们挺身而出对太过平常的公司滥用劳工问题提出抗议，我为他们鼓掌。在超过16个星期的时间里，食品和商业联合工会（UnitedFoodandCommercialWorkers）会员不辞辛苦，展示了非凡的耐心，勇敢叫板公司出台的另一项措施—（企业方）沉重打击工人组织，并削弱工人组织设定标准和使所有员工从中受益的职能。
（那些老板）已采用冷酷无情的策略，包括，选择性地停工、拒绝与工会开诚布公地协商谈判，与此同时，却仍然从关闭的和营业的商店分享利润。然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禁止劳工展开间接抵制活动来对抗公司分享利润和迫使公司管理层坐到谈判桌旁。公司管理层关闭工厂，花费重金在媒体上展开宣传攻势，设法使毫不知情的消费者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工人发起这场*，不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贪婪的*工人！
他们的宣称简直荒谬至极，因为事实真相与此恰好相反。
纳德严厉谴责了那些老板，因为正是他们将医疗成本负担转移到了工人头上，而不是替工人埋单。而且，他还说，把医疗成本向工人转移的这种做法，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独占鳌头”。他接下来对“悲剧性的恶性竞争”大肆嘲讽：为了不断追求低廉的劳工成本，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板使欠发达国家中希望吸引外资的国家间展开恶性竞争。最后，他这样问道：“民选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在这场旨在赢得美国工人尊严、保障其温饱的战斗一线，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他们的踪影？”
自由贸易与奴隶贸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恶魔？（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