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关注公司治理的演进就突显出它的价值所在,因为宏观的进步建立在微观的改良之上。在这本书中,我还特别在意联想、中联重科等院系公司的治理之道。
首先,它们都是精英治企;其次,它们都能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再次,它们都是国有控股的民营化机制。院系公司一旦解决了制度掣肘,就会激发无尽的活力,这也印证了经济学家吴敬琏的那句话:“制度高于技术。”联想的李勤说：“解决生产关系这个方面不是你自己做的,在中国谁抢着做这件事,谁都是从一个改革开放的英雄,变成一个改革开放的阶下囚。”中联的詹纯新说：“国有相对控股、股权多元化,这种股权结构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好的。”他们的这两句话都是实践中的总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定程度上,院系公司的治理经验具有普世价值。
在本书的最后,我还要作一些鸣谢:本土公司的公司老总,他们的实践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案例;《董事会》杂志的前同事,他们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对我很有帮助;我的家人和出版界的朋友,他们的鼓励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写作与出版。
第三部 由内而外的变革 第十章 外部狩猎者(12)